圖為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zhèn)的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

海南省人大常委會5月19日透露，關于制定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的議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受理后已經被列為第二號議案。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正式提上國家重要立法日程。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在20日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認為，海南自貿法仍然在積極推進，并根據調研的反饋進行改善，但是否會在今年兩會上取得較大的進展仍說不準，“今年兩會的時間比較短，議程將安排給*重要的工作。”

在去年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國務院已經獲得授權在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暫時調整適用對外貿易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六部法律規(guī)定。但在海南自貿區(qū)上升至自貿港之后，白明認為，需要為自貿港量身定做一套法律體系，而不是在原來的法律基礎上加減。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自貿區(qū)（港）的建設通常是沿著“先立法，再建區(qū)”的路徑。以迪拜自貿區(qū)為例，阿聯(lián)酋先后通過兩項聯(lián)邦法令為迪拜建立自貿區(qū)提供上位法的支持和保障，通過三項地方立法確立金融自貿區(qū)具體的法律框架和司法體系。

如今，海南自貿港的總體方案在年內出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但自貿港法的頂層設計仍然缺位。

而設立自貿區(qū)（港）立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

在上述迪拜自貿區(qū)的建設上，涉及國家層面立法的事項，比如金融、貨物貿易、投資、稅收等，則通過授權立法的方式授予地方。具體而言，設立自貿區(qū)是屬于聯(lián)邦的事項，即屬于國家戰(zhàn)略，但落實到具體實施和操作層面，地方則被賦予足夠的權力空間。

然而目前，海南自貿港的事權如何劃分仍是處于探討階段。據海南省人大常委透露，在去年調研之后，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形成了涵蓋人員、資金、貨物、數據跨境流動，以及財稅制度、風險防控、糾紛解決機制等10個方面共54條建議清單。

在其中，稅收制度的改革成為自貿港的關注焦點之一，這也被認為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國際上的自貿區(qū)（港）普遍奉行著“低稅率”“簡單稅制”的特點。例如在新加坡，企業(yè)的所得稅稅率為17%，而在自貿區(qū)內，企業(yè)所得稅稅率為5%-10%，同時豁免大多數商品的進出口關稅以及資本利得稅。

但從目前來看，不僅是海南自貿港，乃至全國的其他自貿區(qū)在稅制改革上的進度依然緩慢。但中山大學自貿區(qū)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林江在4月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表示，過去廣州、上海在自貿區(qū)稅制改革上做不到的事情，有望在海南實現。

此前，上海、橫琴、南沙、前海等自貿區(qū)均已經紛紛提出過關于稅制改革的想法。但實際的情況是，稅制改革仍然是圍繞著降低稅率以及便利化的措施，鮮有整個自貿區(qū)內進行大刀闊斧地簡化稅制的嘗試。

對此，廣東省自貿辦綜合信息處張艷妮曾指出，目前國家還沒有單獨針對自貿區(qū)的稅收政策的統(tǒng)一安排，各地需要分別向國家爭取政策。目前前海、橫琴的稅制改革主要以財政補貼的形式，這部分資金來源是地方財政。

而一旦海南要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稅收制度，這也意味著地方的財政收入不僅將面臨下跌，甚至要給出大規(guī)模的補貼。

根據海南省財政廳公開的2019年預算執(zhí)行情況顯示，全省在去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14.1億元，而中央補助收入達到905.4億元。

圖片來源：海南省財政廳

為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海南自貿區(qū)（港）建設，中央財政在2019年亦下達了綜合財力補助100億元，占據2019年整個海南省財政收入的41.4%。

自貿港簡化稅制之后，財政將以所得稅為主，維持政府*基本的運作。但林江表示，這樣做也有好處。

“這將有機會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專業(yè)人才向海南聚集，有人才、資金、技術的投入，也會帶旺海南。雖然稅率低，但是投資頻繁，依然可以靠所得稅為主體創(chuàng)造更多的稅收，即靠做大稅收這個‘餅’，產生良性的效應。”林江說。

過去“14億人口的市場”成為了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但在愈加復雜的市場環(huán)境下，外資的進入需要更加充分的條件。林江認為，單靠稅率的下降未必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有必要從稅制簡化入手。“但稅制的改革是牽一發(fā)動全身的，所以國家希望在自貿區(qū)，尤其實在海南自貿港有所突破。”

來源：時代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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